在胃癌的治疗领域,免疫治疗是当下备受瞩目的前沿方向。随着研究的深入,科学家们逐渐解锁了许多新的治疗策略,尤其是在逆转免疫耐药信号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,为胃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之光。
免疫球蛋白超家族靶点:松开免疫 “刹车”
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在免疫调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,其中的一些分子就像免疫反应的 “刹车”,限制着 T 细胞的杀伤能力。PD -1 和 CTLA - 4 是大家较为熟知的 “刹车分子”,而 Tim -3、BTLA、Tigit 等同样属于这个家族。
Tim -3 抗体的研究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现。单独使用 Tim -3 抗体时,已展现出一定的抗肿瘤活性。在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案例中,部分患者从中获益。例如,一位 54 岁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男性患者,在经历了多种治疗方案失败后,使用抗 Tim -3 抗体后达到了部分缓解(PR)。不过,实际临床中肿瘤负荷大小会对疗效产生影响,对于像华西医院这类经常接诊肿瘤负荷较大患者的医疗机构来说,单纯使用 Tim -3 抗体的效果可能会受到挑战。
当 Tim -3 抗体与 PD -1 抑制剂联合使用时,抗肿瘤活性进一步增强。研究数据显示,在联合治疗组的 42 例患者中,部分缓解率达到 4.8%,而从单纯治疗转换为联合治疗的患者,有效率更是提升至 16.7% 。这一结果引发了科研人员的思考:联合治疗和序贯治疗哪种方式更好?如果是序贯治疗,先使用 PD -1 抑制剂还是先使用 Tim -3 抗体更优?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基础研究来解答。
此外,像 NKG2A 这样的分子,不仅在 T 细胞上表达,在 NK 细胞上也有表达。阻断 NKG2A 可以同时解除 T 细胞和 NK 细胞的免疫抑制。在头颈部肿瘤的治疗中,阻断 NKG2A 的抗体联合西妥昔单抗展现出显著疗效,肿瘤明显缩小。虽然目前该联合方案在肺癌治疗中的效果还在临床研究阶段,但这无疑为免疫治疗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。
代谢途径探索:攻克耐药的新方向
除了细胞表面分子,肿瘤细胞的代谢途径也是免疫治疗耐药的关键因素,其中腺苷途径和 IDO 途径备受关注。
腺苷途径参与免疫抑制,并且与 PD -1 抑制剂的耐药密切相关。研究发现,使用 PD -1 抗体超过三个月的患者,其体内 A2AR、CD73、CD39 的表达会升高。为了克服这一问题,科学家们设计了 CPI - 444 药物,并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 1b 期和一期临床试验。从试验的瀑布图可以看出,联合用药组的缓解深度更深,部分患者的疾病控制时间超过八个月,目前相关临床研究仍在持续推进。
IDO 途径在肿瘤免疫逃逸中也起着重要作用。在恶性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的前期研究中,单纯抑制 IDO 途径均以失败告终。但 IDO 途径和色氨酸 - 2,3 - 双加氧酶(TDO)途径在色氨酸代谢的限速步骤存在关联,且这两种酶在不同肿瘤中的表达既有上调又有差异。基于此,科研人员设计了 M4112 抑制剂,可双重抑制 IDO1 和 TDO2,并在实体肿瘤患者中进行试验。在 15 例癌症患者中,有 7 例患者在大于等于 16 周才出现疾病进展,这一结果为后续的临床研究提供了继续探索的动力。
细胞因子与双抗体疗法:创新治疗的新尝试
细胞因子在免疫调节中有着独特的作用。以 PEG 化白细胞介素(PEG - 白介素)为例,它在低浓度时抑制免疫,高浓度时却能刺激 CD8+T 细胞扩增并增强其活性。安进公司利用可生物相容的材料包裹 PEG - 白介素,减少其副作用,然后进行全身性给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。结果令人惊喜,单纯使用该药物时,疾病控制率(DCR)达到 57% ;与 K 药或 O 药联用时,DCR 可提升至 85%,客观缓解率(ORR)约为 40% 。进一步研究发现,无论 PD - L1 表达水平如何,患者都能从这种治疗中获益,这表明该治疗方案具有一定的普适性。
双抗体疗法是免疫治疗的新兴策略。一种同时针对 PD -1 和循环中的免疫抑制因子 TGF -β 的双抗体,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良好效果。在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一期临床研究中,将患者分为 500 毫克和 1200 毫克两个剂量组。在 PD - L1 高表达(大于等于 80%)的患者中,500 毫克低剂量组有 13% 的患者出现客观缓解(OR),而 1200 毫克高剂量组 7 人中有 5 人达到部分缓解(PR),显示出较高的缓解率。目前国产的此类药物正在进行一期临床试验,其最终疗效值得期待。
尽管免疫联合治疗已成为肺癌免疫治疗探索的热点,但肿瘤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极为复杂,许多分子机制和微环境因素仍未完全明晰。不同患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,缺乏对免疫相互作用参数的全面认知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。不过,随着科研的不断深入,未来有望实现更精准的个体化免疫治疗,为胃癌患者带来更多生存希望。
基因突变的个体,其一生患乳腺癌的风险可高达 60%-85% 。这些基因突变如同在基因序列中埋下的 “定时炸弹”,破坏了细胞内 DNA 损伤修复的正常机制,使得细胞基因组稳定性下降,更容易积累致癌突变,从而显著提升了患癌风险。